贝博BB棋牌官方入口：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经典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李希光：（1959年－）江苏人，1982年南京大学外文系 文学学士 ；1982年至1985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1988年中国社科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法学硕士学位；90年代，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 主任记者 、高级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科学记者、 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1999年于 清华大学任教，担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出版图书：《变形的新闻屋》《控烟报道读本》《全球传媒报告》《转型中的新闻学》《媒体的力量》
获奖记录：北京市精品课（2003年）、清华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学奖（2001）、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2001）、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1995）、中国新闻奖学术论文二等奖（中国记协，1997）、全国优秀科技新闻奖（1990年，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荣誉证书（1992年）
杨君：李希光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做传媒，是不是需要一点时代精神？
李希光：是这样的，特别是搞传媒这个专业，因为传媒本身更多的是从事新闻报道，是离不开时代的。
李希光：我们的研究，我们做新闻报道，做传媒研究，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离开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今天做传媒研究教学就是很脱离现实的。
杨君：我们今天要录制数字化的李希光。数字化是今天传媒发展最新潮流.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用意吗？
李希光：看上去你们的演播室很简单，但是简单就是最美的东西，高技术越发展，用起来越简单，看上去越简单，但是速度和效率却不可同日而语。
杨君：我看到您的简历，我知道您在新华社从事了多年的记者工作，参加过重大的系列报道，都有哪些报道？
李希光：我在新华社做记者，一共做了十一年，采访报道我做过科技记者，做过政治记者，报道在国内、国外都做过记者。我终身难忘的就是正好12年前，我在丝绸之路上采访了三年，可以讲在目前来讲，全世界完全走完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上采访，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记者。
李希光：十三年前，我差不多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海上丝绸之路、草原、沙漠、游牧路线，跟一些专家、学者一块采访。
李希光：1990年开始，一直到1992年、1993年结束。那时还是在新华社。
李希光：正巧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这一个项目，需要有记者和学者参加，最后把我选上了，让我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参加的。
李希光：这也是一个机遇，正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地，需要一个记者做全程采访，我被他们选中，作为青年学者跟着远征队，从威尼斯出发，在海上丝绸之路，坐一条船。阿拉伯国家的国王阿曼苏丹王，给咱们提供了一条船，我们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后来我们又从外蒙古，又沿着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一直到撒摩尔汗，到铁木真在中亚建国，包括华罗子摩国全走了一遍，我终身难忘，感觉到很浪漫，既冒险又浪漫的一种旅行。
杨君：当时您的这条船在海上漂流了半年，没有漂到一个找不着的地方去？(笑)
李希光：不会，因为我们的设备跟你今天摄影棚的设备一样，具有高科技，是由阿曼苏丹王提供的，给我们的护卫舰艇，美国人提供的最好的海上卫星，还有淡水净化装置，应该来讲绝不会找不着。我们沿途在当年郑和和马可波罗停留的一共22个古港口停留，所有的古港口我们都停留了。
李希光：对，我想这是令今天很多记者非常嫉妒的。因为今天走这条路线，虽然我们的通讯设备、交通设备可能更好了，但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的要打的伊拉克战争，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探险，今天是东西方更多的是文明冲突，美国和伊拉克，基督教文明和文明的冲突，那时更讲究对话，而且今天获得采访签证很艰难。因我们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入境落地签证，今天非常难，比如今天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是十分艰难的。
李希光：草原上也好，或者沙漠里也好，我当时带的是一本很老的地图，还带了一本大唐西域记，差不多一千多年前，唐玄奘当时去西天取经的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就沿着上面写的古代地名走，同时我还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这也是根据那里记载的古代的风土人情。
李希光：对，我就是找故事，在今天的现实中找到古代很有意思的故事，后来回来之后我们也出了一本画册，出了一本书。
李希光：每天要发报道，无论是在沙漠里、在草原上、在海上都要发报道。但是通讯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很羡慕今天的记者有非常好的传播技术方法。比如讲我当时在阿富汗边境、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境上采访，那时也是战乱之后，而且技术设备也比较差，当时已经走到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交界之处，但是稿件发不回来，离中国的喀什只有400公里，没有办法。
李希光：不可能有互联网，连发传真都不可能，电报都不可能，很古老的技术电报也发不了。只有通过一个黑人，他正好离开我们考察队要回巴黎，我让他把我写的稿件带到巴黎，通过巴黎的传真带到北京，本来我也能够正常的看到天山的雪峰，但是我发不过天山。
李希光：但是内容不会变，内容永远是找最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做这一个节目，请每位嘉宾要讲出很有意思的故事，否则观众可能会感到要跑掉了，不会听下去了。
杨君：我打算请您做我的顾问。李希光老师您做过新华社的记者，有这么特殊的经历，肯定也参与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
李希光：重大事件我不知道您指什么，要是指普通的老百姓利益相关的事情，还是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还是和国际领导人相关的。我永远难忘的是我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第一篇报道就是调查性报道，当时在中国的安徽发生了一场煤矿冒顶事故，下面出水了，我得到消息之后，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坐了一天一夜又换长途汽车，到了安徽省的萧县的固山煤矿，当时一共20多个煤矿工人被淹在井下，小煤矿。我去了之后，背了一台英文打字机，那时没电脑，是在1986年的时候，差不多18年前、17年前，我背了一台打字机，在那个地方一边采访一边写。到第二天我就写出一篇很长的，大概是7000字的，在我的打字机上打，用快件，那时也不叫快件，反正用最快的速度发给《中国日报》，那时我读书的时候，等于是学英文的，自由撰稿人，因为那时用中文写发不掉，没有报纸会报道，在18年前中国的媒体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出事故的消息很难发，更别说调查性报道，当地县里比较配合，给我了一张照片，他们救人的照片，然后我把这一条消息用英文发出去，一整版，第三天《中国日报》见报了。当时连文字带消息都发掉了，而且专门购买了照片的版权，一下全世界全知道了。所以我感觉媒体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要报道与老百姓相关的故事和新闻，你说重要不重要。
再一个，我离开记者的岗位之前，大概是我最后一两次采访，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克林顿访华，这是比较大的，当时采访他攀登长城，我作为唯一的一个文字记者，当时采访了一个特写。再有一个是我1998年离开新华社的岗位之前，采访的另外一篇报道，和我的同事一块编辑的，就是中国修改《婚姻法》，当时中国修改《婚姻法》，可能人大要通过了，历来我们的法律就是人大通过之后才可以公开报道，我们的记者在人大得到消息，可能这一届人大常委会要经过仔细修改《婚姻法》，当时我正好是政治文化编辑室的主任，今天要经过仔细修改《婚姻法》，必须要通过大家讨论，应该发消息，他说会不会不让发消息，我们试一下，结果我们经过种种努力，用了九百字把全国人大准备修改《婚姻法》的消息报道出去了，其结果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大辩论、大讨论，从《南方周末》到《北京青年报》。本来计划全国妇联也好，还有起草小组准备想在1998年通过，但是经过这场讨论，一直到2000年还是2001年才通过。这就说明媒体的存在意义反映出来了，任何一个涉及公众、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法律出台，一定要经过人民的讨论和辩论。我感觉到媒体第一次在中国立法方面起到作用，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更感觉到媒体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很重要，就像我讲的克林顿那篇稿子，当时是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不能炒，克林顿攀登长城发条消息就行了，但是我去了之后突然发现很有意思，我把各种细节用文字描述出来，就像摄像机一样，读者读起来有一种现场感，有一种视觉画面，写了一篇特写，结果大家一看，特写效果也很好，就冲破了当时的种种政策上的限制，把克林顿在长城的种种很有意思的场面详细报道出来了。
杨君：我认为您做记者，是一位相当敏锐的记者，同时是开拓性的、有思辩力的记者，你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新闻是媒体能够登的，登了能产生影响，这也是很重要的。同时，您还是一个很有视觉感的新闻记者，那时也许您还跟电视离得很远。现在您的视觉感觉更强了。
李希光：我认为新闻的报道就是视觉化，您使用的每一个文字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你的报道就是失败的。所以，我强调新闻的视觉化，就是感觉化。视觉只是感觉的一种，我跟学生或者过去跟同事讲，如果采写一篇新闻报道，一定要读者感觉到你的新闻，感觉到你的故事，这种感觉也可能是视觉的，要通过你的文字看到一种画面，或者是一种嗅觉的，通过你的文字闻到新闻现场的味道，另外可能是一种触觉，通过你的文字能触摸到新闻报道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这就是新闻的力量，我强调的。
李希光：对，我强调的新闻报道，作为一个媒体，英文来讲MEDIA，更多的是展示，我希望新闻媒体做的更多的是像摄像机一样，不是一个人在那么滔滔不绝的，记者是不能发表评论，发表分析和言论的，只能用事实陈述、讲述这一个故事，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和记者的感情，记者的感情和观点只可以通过适时的选择表达。
杨君：通过一定的事实表达隐含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应该是尊重事实的，也是客观公正的，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也知道您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又去了美国做《》的访问记者。
李希光：对，1995年我在《》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紧密关联的新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到了美国一个主流媒体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敬业，记者的敬业精神。因为在美国来讲，《》和《》大报记者的收入很高，而且都是很聪明、有才华的才可以做记者。但是大部分美国媒体的收入不高，但是他们为何需要做记者？因为他们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他们都以为做记者可以为别人服务，因为机制没有自己的名利，他是帮别人出名，让别人发财，记者更多的是站在公众的利益。他把个人得追求作为报道真相，如果一旦一个故事被报道出去，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也是一种分享，比他当一个小老板发小财还要幸福。
杨君：这种感受是内心的体验。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机会，使您能够跳到很主流的美国的媒体？
李希光：对我来讲可能一切都是机会、机遇，我也不是比别人多长了一个脑袋，主要是等于是机遇，一个就是我在丝绸之路采访了大概断断续续三年，在国内外发表了很多文章，特别是英文报道发表了很多，大概发表了一百多篇，在国际上，至少在这个圈内是比较有影响的。
李希光：对，我现在是背着电脑，过去是走到哪里背着一个很笨重的打字机，我今天还把打字机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让学生们看，看看中国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打字机到电脑，最早中国人还使用毛笔。1995年，《》总编辑家族有基金会，每年要从全世界选十个国外记者，青年级的，那时要求35岁以下，我那年正好35岁，35岁以下的记者有一定经验的，当然英文要非常好，可以用英文采访、写作的，到美国工作。美国十家大报接受这十个记者，一张大报接收一个。正巧他们在200多个候选人中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他看英文作品，最后可能觉得我的作品对他们比较有意思，讲中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也有冲突，丝绸之路上，很有意思，讲的全是故事，从探险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西方文明的相撞，最后他们确定请我去《》做访问记者。
杨君：是这个机会就做了国际记者。做了国际记者之后，肯定视点是国际化的，面对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
李希光：这个我很有经验，因为我在新华社一直从事对外报道，面向国际受众，还是有一种国际视觉或者全球视觉的。
杨君：他们说新华社的记者要求有两个视点，国内的要有全国视点，发的稿子全国要采用，国际的要有国际视点。
李希光：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对新闻敏感，还有对媒介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基本上做编辑室主任期间，要组织稿件，今天叫策划，我更多的很喜欢叫组织，因为策划有一点嫌疑，好像是你制造的新闻，组织是通过分社，还有各个记者提供的线索，组织大家采访，帮他们计划采访，帮他们出点子。基本上差不多我认真经过思考，和他们一块研究，布置了采访报道的稿子，我看了他们的稿子，最后觉得可以签发的稿子，最后能被世界有通讯社，最后被路透社、还是法新社采用，还是三家一块采用，甚至是香港的哪家报纸用哪一个版，放在这个版的头条，我能做到基本上这个预测，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新华社这篇稿子，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哪一条消息播出之后，西方机构会选哪一条，大概我大多数都能预测到。因为当年我在新华社发奖金，虽然一条奖金不多，一条稿子给10、50块钱，外电采用一条可以给30块钱奖金，当时我跟记者讲你必须采访，他说不愿意，太累了，我说你采访，至少有两家外电采用，等于可以拿60块钱。
李希光：有的新闻，当年海淀区，关于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北大有个学生，两个学生吵架，告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件，搞的最后美国大学没录取他，就告到法院，海淀区开庭，我跟一个记者说我去报道，记者说不能报道，因为有的思想比较保守的老编辑说怎么能报道互联网，这样的一个东西太可怕了，好像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似的，中国不应该有互联网。我跟记者讲，第一，互联网肯定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通讯也好，传播工具也好。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三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第三，香港的各大媒体都会采用，香港报纸采用一条给10块钱，外电是30，这条稿子给你100块钱奖金，那时100块钱奖金等于今天的1000块钱考虑。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这个同志就去了，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果然当天播发稿子不到三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稿件。
李希光：我想一个是新闻敏感，另外一个要了解对方。我相信一个，新闻报道没有内外之别，就没有中国人的兴趣，外国人一个兴趣，任何一条新闻，如果它是真的故事，我相信新闻是故事，为什么？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就是《找故事的艺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找新闻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都在讲故事，有文字也在记叙故事，从荷马史诗，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包括莎士比亚，都是在讲一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带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有时效性更强一些。
李希光：时效性更强一些。既然大家都在讲故事，故事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性化的东西，人性化的东西是最好听的故事。只要坚持这一点，新闻的人性化、人情味，它就是国际化的，国际上喜欢看的国内当然喜欢看。为什么现在参考消息发行量是全国的第一？又办国际性的报纸，《环球时报》、《二十一世纪全球报道》，最近新华社又办了一个先驱论坛报，全是报道国际视觉的国际新闻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国际视觉的东西。
杨君：中央电视台办的频道，CCTV-9和CCTV-4,外国人看吗，因为它是中国人办的一个外语频道。
李希光：CCTV-9和CCTV-4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长期对外新闻工作，这几年到了清华之后，我更多的是研究国际传播，我很关注CCTV-9和CCTV-4的频道，我觉得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人性化不足，另外新闻不够，为什么人性化不足？从国内来讲，某些报道可能更宽一些。但是从国际来看，讲故事还没到特别人性化的地方。再一个新闻部分，既然是报道英语广播，对美国地区，或者是中文广播，也是对美国或者欧洲地区，缺乏一个当地新闻，美国人关心的，他不报道美国当地的新闻，不报道美国各个城市的天气预报，小城的天气预报，在这种竞争情况下，新闻最重要的，除了故事性之外，还有相关性，两个点，一个是故事新，还有相关性，如果这条新闻跟我丝毫没有关系，如果是纯文学性的，莎士比亚的特别有意思的，通常来说我不会看的，中国开个会跟我毫无相关，工人运动会、农动会我不会看的，我要看跟我相关的，什么相关？我这个小城镇，小学的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这可能比中国开个……一种本地化的新闻，地域化的新闻。
李希光：对，再一个问题由于它是对外报道，要强调正面报道，我们的国内受众比较高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这些节目可能都不转播。但是恰恰相反，反而这些节目拥有受众，而这些节目是国外记者拍不到的，我们不转播，但问题是外国人又愿意看得到，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的规定，一个政策。
杨君：当然办频道有个人的问题，就是取向和它本身对国际化认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样的。我也知道您研究了很多方向，除了国内的传播领域，还研究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传播，您也写了一本妖魔化中国的书，说美国媒体怎么妖魔化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您提出之前，可能很多人并没注意到，为什么国外的人这么不喜欢中国，或者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李希光：从两个方面。更多的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媒体要想引起观众或者受众的注意，抓住你的眼球，必须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煽情的东西，什么最煽情？仇恨，煽动仇恨的东西，让你生气，美国媒体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有坏蛋，前苏联垮了以后中国又是坏蛋，现在的坏蛋又是萨达姆·侯塞因、拉登，还有北朝鲜，还有很多，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坏蛋”，这就像一场球赛似的，不能没有对手，没有对手这个球赛一点不兴奋，这就是好莱坞的手法。能够得到很大的观众，从商业角度可以理解。
杨君：这是美国媒体一种策略或者一个战略，或者一个方针、宗旨，树立敌人，在媒体当中，还是美国人本身的一种精神？
李希光：讲故事本身需要有一个冲突。什么叫故事？故事就是冲突，有好人和坏蛋的冲突，最大的坏蛋就是妖魔，一般的小坏蛋，小偷小摸没关系，最大的坏蛋是残杀人性，什么叫妖魔化，把这个人描写成是世界上最恶的，西方的文明是相信上帝的，上帝的对立面，西方的老百姓，至少在美国70%、80%都是信上帝的，他们最恨的就是不信上帝，因为他们都是妖魔的，撒旦的。
杨君：妖魔化这个词当然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您提出，后来我们也发现有各种各样妖魔化，其它现象的问题出现。但是在国内媒体，可能由于本身国家属性的原因，像这样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
李希光：妖魔化这个词，国内媒体因为比较了解，中国人怎么妖魔化，因为只有一方，比如讲你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没到过中国，不了解中国，但是因为美国媒体的国内报道是敢于批评政府的，老百姓认为他对谁的批评都是真的，但是美国媒体不敢不批评他自己媒体的缺点，如果《》不揭露总统的丑闻，揭露了，竞争上他就输了。但是国际报道涉及到美国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基本上一致对外。但是大部分美国老百姓又没来到中国，他相信媒体说的是正确的，我可以妖魔化一个我自己本社区的老百姓不了解的国家，但是如果像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比如是杨振宁、李政道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很了解中国人，在他们面前把中国妖魔化，他也会不相信。
李希光：当然不能说暴露中国丑陋的一面都是假的，但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是有选择的，比如中国广场摆了十盆东西，七盆鲜花，三盆垃圾，他只照三盆垃圾，回到美国人家一看……
李希光：这是能够理解的，夸张的手法，好莱坞的英雄是夸张的，坏蛋也是夸张的，很平常的电影谁会看？
李希光：这种手法就是讲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努力，在我的教学中，在我的研究中，在我的讲课中一直把大家的观念改变，我引进一个概念，就是报道新闻就是找故事和写故事，这样我们的新闻才有力量，才有感染力。
杨君：原来的新闻可能就是新闻，但是它之所以没有感染力的缘由是没有戏剧性。
李希光：原来也不是新闻，新闻就是一种故事。我在美国当记者期间，我讲写新闻，不可能讲写新闻，大家会觉得很可笑的，就是讲故事。
李希光：新闻就是冲突，不同利益的冲突，好人和坏人的冲突。现在大家最爱看的新闻，抓贪官的，或者抓罪犯的。抓贪官的就是一个弱势，和贪官做斗争，一个冲突，抓罪犯就是斗争，所以大家爱看，这本身就是个故事，最好的新闻就是故事。包括两会期间，报道两会，大家就爱看两会上代表们之间的讨论，或者不同议案的交锋，大家可能最爱看。
杨君：您很有趣，您做了那么多年新华社的记者，在国外搞过这么多时间的新闻，包括研究，您又回到了国内，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带了很多学生，有各种各样方面的论述。我觉得您的视点跟很多搞媒体和传媒的人不同，就是您的视点有很鲜明的个人的风格。
李希光：这也不是我个人的风格，我不敢说是我个人的风格，也可能受到美国新闻学的影响太厉害，一方面在那儿做过记者，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地方做过研究，在大学做过研究。只不过是我紧密地与我在中国长期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下一代新闻工作者，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新闻工作者能是真正的新闻记者，而不是其它职业的人。
杨君：您有一个观点，媒体人并不等于新闻记者，现在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李希光：这点在中国来讲，中国虽然说整个国家在市场化方面可能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中国媒体的商业化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记者新闻的采编和商业化很难分开。电视台做的栏目都是为广告服务的，什么栏目的广告多，或者哪一个产业广告多，就开辟哪个栏目，而不是哪一方面读者需求多，因为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能办这个栏目有更多的农民、下岗工人看，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广告商在这个地方投入广告，因为他们是没有购买力的，中国媒体，报纸也一样，大量做汽车版面，房地产版面，但是真正购买的起汽车和房地产的读者很少，因为有钱人投放广告，这就带来媒体是高度商业化的，再一个，中国的小报，一个城市有很多小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讲的“黄色”不是完全低级下流的，垃圾报纸特别多。美国的大城市，一般一个城市最多两家到三家，有的报纸就一家。
杨君：您刚才谈到，由于广告商是这样一些人来看，下岗的，包括一些，老百姓，他们不具备购买力，这些人是不是有时被忽视了，不被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很有噪音的报纸，反而把正面的声音淹没了，这都是由于现在的状况带来的问题。
李希光：就是媒体的商业化没有经过专业化的，记者想的就是完全代表公众利益的、社区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媒体的利益，媒体是代表商业机构，媒体的利益应该有经理，广告部主任，社长、台长代理，但是总编辑、编辑、记者考虑这个栏目怎么设置，版面怎么做，应该做什么内容，做什么选题，跟经理，跟广告部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媒体经营和新闻采编混为一谈，好像学新闻传播学就是学媒体经营管理。如果这样下去，大家都是围商人和广告商转，拿破仑讲“新闻的力量在于一支记者的笔可以等于两千把毛色枪”，可以让贪官们发抖，让坏蛋们发抖，为受压迫的弱势阶层服务，那些有钱的人发抖。
李希光：商业化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我跟学生讲，学校毕竟要站在道德高地上，不管将来到媒体工作，到社会上工作，你们老板让你怎么做，至少在学校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要站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我不能从现在就教你学坏。
杨君：因为我最近进修法律的课程，想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后来他们说杨君，你思辩能力很强，口才也不错，当律师一定很好.但是我说我做不了律师，为什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不一样的。新闻工作者是维护正义的，维护老百姓的，维护大多数弱势人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但是律师是什么？谁给他钱他给谁服务，哪怕是一个坏蛋，他也给他打官司。我内心很矛盾，律师这事咱干不了，要不然就是帮好人打官司，心里可能能找到平衡，因为律师只忠于当事人，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没有好坏的界限。
李希光：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开学我给学生讲第一课的时候总是问他们一个问题，您认为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他们都回答是记者，那么我就很放心了，你可以在这个班上上，如果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基本上我就说你再换一个老师，不要学新闻学了。为什么？有的学生讲我要当律师，因为法院律师挣钱多，法院律师甚至可以维护正义。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罪犯，你到哪儿去挣钱，律师需要罪犯，犯罪越多他挣钱越多，法律纠纷越多他挣钱越多。有的学生讲医生是最高尚的，我说医生动一次手术只能救活一个病人，但是一篇好文章可以救活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还讲当老师，李希光老师，当老师的是最高尚的，我说再高尚一次最多教几十个人，但是记者是成千上万，但是必须做个好记者，有上百万观众，做好的节目就会使大家带来一种幸福感。
杨君：所以个人的观点直接取决于报道的观点，您刚才说媒体人和记者的概念，其实您把他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真正的好记者，维护新闻的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叫记者，其他不合格的其实也未必叫记者。
李希光：国际上也是这样的，从电视来讲，电视主持人，电视台台长、总编、节目杨君、制片、编导到摄像，报纸从总编、社长到记者都应该统一叫记者，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总编辑也是记者，REPORTER记者更多的代表公众的利益。
杨君：这个观念非常好，给记者一个很鲜明的定义，现在社会上缺少这种定义。
李希光：这不是我定义的，这个事情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有，新闻学的教科书里都有。杨君：中国的这面旗帜好像举得不是很高。
李希光：中国也有全国记协，中央电视台台长、人民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都是全国记协的成员，我也是全国记协的成员。徐新华，中央电视台的徐光春，广电局长，新华社的田聪明都是中国记协成员。
杨君：现在的记协没有问题。记者本身队伍也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公正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好记者，是不是等于记者？这两个概念，记者的外延大，好记者的外延小。
李希光：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好记者，什么是坏记者。好记者首先他的作品要真实，要讲究实效，要新。再一个，要公正。我们在揭露一件事情的时候，既要揭露人有一种说话的权利，同时让被揭露人也有说话的权利，这就叫公正，平衡。什么叫坏记者？写新闻的时候可能实效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不尊重事实，造假新闻，这是最可怕的。第二，严重的选择事实，只选择代表记者个人倾向价值利益的，不选择代表其它的他不同意的事实，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杨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如果您要给自己定位，您觉得你是一个很新锐的新闻人，还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新闻人？
李希光：对，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用记者的思维，同时加上学者的思维和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
李希光：我热爱教育职业，同时我更热爱新闻事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一批崭新的思维，具备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方法的一代记者。我自己有一种焦虑，觉得中国现在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远远不够，特别是新闻记者。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准备写一本《公正新闻学》，就是要告诉大家新闻应该公正、平衡，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造假。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某些院校的学生，竟敢在写新闻报道或者网上制造假新闻，首先这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同时对他个人从良心上，他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
杨君：这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我看了您的一本书叫《下一代媒体》，其中有一些访谈录，请CNN的韩玉花讲演，她有一个题目，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首先是一位老辣的记者。
李希光：对，韩玉华在CNN来讲是比较成功的亚裔的节目主持人，她在进入CNN之前做了17年的新闻记者，她很有意思，她在大学里不是学新闻学的，是学英美文学的，因为她是美国人，学英文，先到广播电台做记者，做最苦的也是大家最不想干的记者，因为每天是24小时随时待命，你猜是什么记者？专门跑警察局的，专门报道犯罪的，哪儿失火了，哪儿杀人了，可以叫警察记者或者犯罪记者。作为这个社会新闻记者报道犯罪新闻，什么人被杀了，要最讲究尊重事实。第一，什么人被杀，人名不能搞错，男女不能搞错，年龄不能搞错，是父亲还是儿子，是母亲还是妻子，搞错了一样，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混乱或者麻烦，报错了伤害更大，所以训练了她非常好的职业使命感，慢慢从一个最基层的记者，一步步到更资深的记者，然后进入CNN。当然她在其它方面可能不如你，因为她没有受过专业理论的，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的新闻理论训练。
李希光：对，另外她跟你一样，在主持节目的时候，特别反对播音员，她反对使用这个词，她说播音员等于念稿员，主持节目的时候念别人写的稿子，自己从来不动脑子，别人拿什么文稿她念什么，所有的文稿都是她自己写的，甚至是自己采访得来的，自己编辑得来的，她现在也做人物访谈，自己准备采访大纲、问题。
李希光：对，她经常为了访谈，自己打电话。现在有很多中央电视台的人自己不打电话，雇了很多策划人，像她的小秘书一样跑来跑去。但是她经常自己打电话联系采访谁。
杨君：她还是很实事求是的、很谦虚的从业人。其实您谈到职业化、专业化，这其实就是专业化重要的素质。您觉得目前在我们行业中，不专业化或者非职业化倾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希光：最可怕的一个就是不懂新闻职业道德。这和我们的很多新闻教育有关，很多人不承认新闻学是一门学问，其实新闻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物理学有它的基本原理，法学有它的原理，新闻学有它的基本原理。新闻学原理首先是真实性原理，还有平衡原理、公正性原理，时效性原理。我们现在从新闻性原理，它的新大家都讲，但是从真实性原理，现在很多媒体“据说、据悉”都可以写进去，据谁说？要经过记者自己核实，到现场核实，打电话不停核实，找到当事人核实，找到目击者核实。另外就是不公正，我要想批判一个人，就把所有的批判对他有意见的人全采访了，而且拥护和支持这个人的意见一点不采访。
李希光：完全根据记者的喜好，我喜欢你就找大量的人采访，这些人都是你的崇拜者。凡是反对你的意见的，一个也不采访，就造成了很多大牌明星出现。
杨君：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重要，非职业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像您说的，只吸纳自己的亲信进入这个新闻圈，造成一个很怪的现象，公正不公正倒是其次。
李希光：其实短期认为是商业化，我想吹捧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可能给我一点广告，但是从长期来讲，如果失去了公正，你会失去更多的广告，你可能获得了一个企业家的广告，可能失去了20个企业家的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收视率下降了，因为你只发表一方的意见，这一方的意见只能代表人口受众的50%，另外50%可能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他们就不看你了，假如发现你是不公正的，就不看你。他更多的看的是公正电视。
杨君：这个不可信造成了信誉的丧失。在新闻圈，包括娱乐圈还包含一种小报作风，谣言满天飞。
李希光：小报作风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我已经用在教学上了，就是一个月之前，香港的裸星事件，这也是典型的我们的新闻商业化操作，新闻学应该是公正的，公正新闻学，心理变成偷窥新闻学，这种东西像一样，读者出于生理的本能，可能广大电视观众都爱看，90%的男的都爱看，女的不一定爱看。但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看了这个影视片断，对他个人的生活会有改进吗？他是否能从工地上挣更多的钱，他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会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可能每天更郁闷，看不到希望，而且想入非非，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照片。对明星个人的问题，更广大的公众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学生上学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艾兹病的看病问题、预防问题，但有多少版面是给工人、农民，给艾兹病患者的，而一个裸星事件竟能从头版占到很多版面，这期结果可能公众爱看，培养了吸的习惯，明知道对他不好，会使他家破人亡，但是他上瘾了。
杨君：中央电视台因为有审查制度，很严，包括中宣部的审查。但是在这个圈子里，这种谣言的新闻，垃圾的新闻，像您说的各种各样的也是经常满天飞，使公正性客观性有时受到很大的破坏。
李希光：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教育问题，中国人的教育和文化教育层次比较差，道德水准，特别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人失去了道德指南，一个价值观，他现在只是金钱，一切超前看，一切能给个人带来经济利益，个人名利，他就是不顾一切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君：我觉得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有时间，可以找机会把它写成一本您说的公正的……
李希光：我马上有一本书出版，叫《畸变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在商业化过程中，市场转型过程中已经变成畸变了，脱离公正的、平衡的、真实的新闻学了，已经异变了，异化了。
杨君：我相信会对新闻业，包括传媒业有比较大的触动。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摘自《杨君访谈媒体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欢迎来电咨询：400-114-7977 地址：宿迁市宿城区栖霞山路22号
